4月3日

●三峡右岸电站首台国产机组转子吊装完成

三峡右岸电站首台国产700MW水电机组一26号机组转子（大部份是锻件），由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研制，于4月3日完成吊装。总成后的转子重1799吨，直径为1870.7mm，整体起吊重量为1999吨。

2007年是三峡右岸电站水电机组安装的高峰期，今年将投产发电4台机组。其中，首台投产发电的22号机组即将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编者注：三峡水电站共装设32台单机容量为700MW（最大容量为840MW）水轮发电机组，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和总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其中23、24、25、26、31、32号机组由哈电研制。

●陕西启动世界最大吨位模锻液压机项目

2007年4月3日，支撑国家大型飞机自主研制所急需的关键重型装备——8万吨模锻液压机重大装备项目建设方案，在北京通过专家委员会论证，从而宣告这一世界吨位最大的模锻液压机项目将在西安阎良国家航空产业基地正式启动。

为迎接国家大型飞机的落户，陕西省决定在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着力打造“世界级航空模锻制造中心”，而8万吨重型模锻液压机是这一计划的核心项目。此次论证会邀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两院院士师昌绪先生担任论证委员会主任委员，邀请潘际銮院士、陈蕴博院士、曹春晓院士，以及国内知名的航空制造工程、材料、重型装备等21位专家组成了论证委员会。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国防科工委，中国一、二航集团等有关领导参加了论证会。专家组对项目及其技术方案进行了深入论证和审查，充分肯定了所提出的项目方案。认为设计方案可行、可靠，符合技术发展方向，项目布局合理，实施计划安排得当，能在我国现有技术和工程条件下通过自主研制完成这一重大装备项目。

４月17日

二重联手艾博特打造大型锻件制造公司签订合资协议

2007年4月17日，二重集团公司与艾博特投资股份公司在展示中心正式签订了协议，由双方共同出资，在德阳设立大型锻件制造公司，组建大型高效水、火、核电及轧辊等大型锻件加工基地。项目建设期2年，建成投产后的生产能力为年产大型轧辊260根和大型电站转子等锻件140根，预计年销售收入约10亿元。

４月27日

中信重型机械公司与哈尔滨汽轮机厂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中国锻压网》报导，4月27日上午，中信重型机械公司副总经理俞章法和专程莅临公司访问的哈尔滨汽轮机厂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曲爱民共同签署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公司副总经理袁海伦，副总工程师赵永让、姚龙涛及哈汽计划财务处副处长杨惠东等领导出席签字仪式。根据协议，中信重机和哈尔滨汽轮机厂将优势互补，在电站铸锻件上长期合作。

从2007年开始，中信重机将以分包协作方式优先完成哈汽135兆瓦、300兆瓦、600兆瓦等级汽轮机转子、外缸、阀壳等部件的铸、锻件毛坯和机加工任务。会谈中，袁海伦和俞章法副总经理代表公司欢迎曲爱民书记一行来访，并表达与哈汽通过签订长期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合作、建功民族工业的意愿。哈尔滨汽轮机厂曲爱民书记说，哈汽和中信重机有缘，更有许多共同点，在国家新一轮发展机遇面前，我们的合作前景非常广泛。从国内到国际市场，有了中信重机的强有力支持，哈汽的大发展目标一定能实现，我们双方的合作一定能够早日结出硕果。和我公司一样具有50年历史的哈尔滨汽轮机厂，是以设计、制造大型火电机组、核电机组、工业汽轮机、船用蒸汽轮机和燃气轮机为主的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其年生产能力达450兆瓦,占全国电站汽轮机年产量的1/3。与哈汽的战略合作必将为公司“新重机”工程的全面推进和工程完工后的市场开拓形成有力铺垫

2007年4月报道 日期不详

●武汉铸锻曲轴加工机床 将实现“中国制造”

《中国锻压网》报道。

中船重工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日前与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签约，齐重数控将向武汉铸锻提供数控重型曲轴旋风切削加工中心，这标志着我国结束了大型船用曲轴加工机械只能依赖进口的历史，我国船用曲轴生产国产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船用柴油机曲轴一直是影响我国造船业发展的瓶颈，为扭转“船等机、机等轴”的被动局面，尽快实现船用曲轴国产化成为当务之急。于2005年11月开工的武汉铸锻曲轴国产化项目，是国防科工委批准立项实施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目前一期项目的主体厂房已建设完成，工艺设备已陆续开始安装并投入生产。

数控重型车床是曲轴加工最为关键的工艺设备，同类设备目前只有德国和日本可以生产，齐重数控仅用一年半时间就研制成功国内首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可以替代进口的超大型、高精密数控重型曲轴旋风切削加工中心，它一次装夹可完成大型船用柴油机组合曲轴的主轴颈、法兰和曲柄销的半精加工和精加工，不仅打破国外在加工制造上的技术封锁，同时也在船用曲轴国产化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中船重工副总经理吴强在签约仪式上说，是振兴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共识，使武汉铸锻、齐重数控这两个国内行业的龙头企业走到了一起。中船重工及武汉铸锻将全力配合齐重数控，安装、调试、使用好重型曲轴旋风切削加工中心，共同打造中国民族工业的自主品牌

●压力机设安全标准使用要求在沪首发

《中国锻压网》报道。

今天，《机械压力机安全使用要求》正式在沪首发。国家安全监管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陈光表示，这一安全使用要求作为国家强制执行标准，已于今年4月开始实施。所有企业必须为压力机配备安全保护装置和紧急制动装置，避免因操作不当等发生工作时被“冲掉手指”的安全事故。他表示，在引入《机械压力机安全使用要求》这一国标后，执法部门也将有法可依，对没有对设备进行安全改造的企业进行查处。目前，上海已有盛安制动器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始提供旧机床改造安装服务，价格从300元至1000元不等。

●何光远：不拿人家现成的东西

编者按：本文是《中国锻压网》转载《汽车商业评论》葛帮宁、张天阔撰写的“讲述何光远(原机械工业部部长) ”整理摘编。

当别人对我说，什么地方又建了一个合资企业时，我不会特别高兴，我会想，这个合资企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是学金属压力加工专业的，行业话就是冲压和锻造。

1951年我去苏联学习，1956年回来后被分配到一机部汽车拖拉机局，汽车拖拉机局再把我分到洛阳拖拉机厂(以下简称洛拖)。当时洛拖刚开始土建，一大批人被派到一汽厂实习，我也就直接到一汽报到了。到了一汽，我听说郭力在，就去拜访他。郭力是我的老领导，1946年我从冀中军区干校毕业后，分配到冀中军区兵工管理处，郭力当时是政委，我在政治处任技术书记。郭力那时是一汽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实际上他是一汽第一任厂长，一汽就是他筹备的。他当时向中央建议，说这个厂建在东北，最好让东北政府派干部过来，这样工作起来比较顺当。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都在东北，最后派了饶斌来当厂长。这段历史张兴业讲得最清楚，他当时是汽车局的人，也是组建一汽的元老。 那时国内还没有锻压专业，个别高校刚刚开始筹建此专业。郭力听说我学的是锻压专业，就说：“你还是留在一汽吧。”这样，我就到了汽车行业分到锻造厂，从技术员干起，做到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分厂副厂长，1966年被提升为厂长，那年我36岁。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造反派夺权，我这个厂长就被打倒了，但还得管事。打倒以后我被剃了光头，关在地下室里，睡草垫子。整天被批斗。造反派给我戴的帽子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苏修特务”。这期间，我自己都记不住被批了多少次，据说是一汽挨批次数最多的人，后来去了宁夏五七干校。1971年宣布我解放时，他们说：“批了你340多次，也没把你从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上挽救回来，现在宣布解放你，是为了落实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意思是说并不是因为我觉悟了，已经回到所谓的正确路线上来了，而是要给我出路才宣布的解放。之后我就到下面去劳动改造，到一汽车间打铁。

1973年落实毛主席政策，他们给我安排工作，任锻造厂革委会副主任，主管生产。1975年夏天，一汽组织各个分厂负责人到二汽学习。为什么到二汽学习呢，因为一汽是由苏联援建的，而二汽则是我们自力更生建成的。一汽受“修正主义”影响比较深，所以必须去学习。

学习回来时，住在北京苏州胡同机械部招待所。时任一汽党委书记赵学义找我谈话，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斗得很惨。他说：“你回去后不要去锻造厂了，去铸造厂搞整顿吧”。我就调到了铸造厂。当时去了3个人，徐元存从工具分厂调去做党委书记、耿昭杰任副书记、我任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

为什么派这么多人去呢？因为铸造厂在“文革”受到冲击最大，管理最混乱，是全厂生产的瓶子口，铸造上不来整个汽车厂都没办法正常生产。虽然文化大革命有个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但铸造厂却天天批“唯生产力论”，那时候尽管还没有实行5天工作制，但铸造厂每周就只工作5天，周六不生产，开批判大会，思想完全搞乱了。我们几人在铸造厂都有绰号，徐元存叫“徐马列”，他原来是党委宣传部部长，理论修养很强；耿昭杰叫牛魔王，我叫“何管理”，为什么这么叫？因为我强调抓工艺纪律，在锻造厂搞定额整顿和计件工资制。他们批得最厉害的，也是这一点。我在苏联学习时，除了学技术外，还学了一些工厂管理知识，其中就有计件工资制，即每个零部件把定额搞好，然后按照定额计件，多打多算钱。当时的工资水平很低，一级工才30多元，二级工不到40元。我在锻造厂进行试点，领导都觉得我做得对，但在“文革”中却成了我的罪状，他们批我时就把这叫做“修正主义”的管理办法，是搞物质刺激。那时搞现场批判会，在锻造曲轴的十吨大锤旁，边劳动边接受批判，干一批活之后，开一次批判会。有人上来发言，我在那里听着，然后他们问我：“是计件工资管用还是政治挂帅管用？”接着又干活，这就是现场批斗会。他们故意把生产搞得特好，生产效率较高，然后拿这个来驳倒我。 计件工资在国际上较为流行，但是我在一汽是首先推广。当时锻造厂的劳动条件非常艰苦，大部分人不愿意干，被分配到锻造厂的人也不高兴。他们中有不少是农民工，还有些是转业兵。而批我批得最狠的也是这些转业兵。

1975年年底，铸造厂的正常生产秩序已经恢复，全厂职工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砸碎瓶子口，争当火车头”的竞赛时，“批邓反击右倾反案”又开始了，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我们这些人就又准备挨批了。但这一次没有搞起来，当时军代表已撤走，老领导重新出来工作，他们都对这套东西不以为然。但不批也不行，也得跟潮流走啊，所以我们在铸造厂，就说每多100箱，就是向邓小平多发100发炮弹，我们只有用这个办法来抑制他们，从而抵制反击右倾活动。我在铸造厂干了两年，一直干到1977年，一年以后铸造厂就翻了身。

粉碎“四人帮”后我被调走，离开一汽。那时正好工业学大庆，很多领导都去大庆开“工业学大庆”现场会议。从大庆回来的途中，他们到一汽参观。因为铸造厂是一汽典型示范单位，他们就看铸造厂，我当时是一汽革委会副主任兼铸造厂革委会主任，就陪同参观，吉林省省委书记王恩茂同志也陪同。参观过程中，王恩茂同志对时任一机部部长周子健说：“长春拖拉机厂现在情况很不好，文化大革命把思想搞乱了，场内派系斗争非常严重，生产秩序很乱，能不能从部里派个领导过去整顿工作。”周子健一听，马上指着我说：“叫何光远去。”王恩茂记住这件事。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叫我去省委书记办公室。我去后，王恩茂说：“这件事情已经定了，周部长也有这个意思，一汽也同意了，省委决定调你到长拖工作。下周一你就去报到吧。去的时候我陪你。”你想想，省委书记送我去，说明对我很重视。

长拖是一个很重要的厂，全国八大拖拉机厂之一。当时规模最大的是洛拖，生产履带式拖拉机；长拖居第二，生产轮式拖拉机。这样，星期一我先到省委组织部去，与省委组织部、省工交办的同志，再加上王恩茂一起到长拖，他们在大会上宣布了对我的任命。王恩茂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决定每周到长拖劳动一天。老领导说到做到，除了出差在外，每周六他都自己带着工作服和饭盒到长拖装配车间劳动，利用中午吃饭时间了解工作情况。 这显然是对我工作的最大支持。到了长拖后，我们就开始抓整顿。但长拖的情况实在是太乱：油桶倒在地上没人扶，油流得满地都是，拖拉机轮胎四处乱扔，也没人管。甚至有些人到南湖去游泳都把轮胎当救生圈。在长拖，我被任命为革委会主任，现在叫厂长。党委书记是原省统计局局长，这位同志姓杨，因为身体不好，不久就回去了。长拖的“造反派”有些霸道得很，去杨书记的办公室还用脚踹门。这是“造反派”给我们的下马威，那时他们两派斗争，一些原厂领导在背后支持，希望把我们挤走他们再回来。不久，牛振海从一汽过来当革委会主任，我当党委书记。牛原是一汽标准件分厂厂长，做过机修分厂厂长，他办事风格雷厉风行、敢抓敢管、说一不二，被人称为“牛魔王”。他对我的支持也很大。我们一起努力，消除派系搞整顿，大概用了半年时间，长拖的秩序基本稳定下来。一年后，长拖变得井井有条。 有件事情我记得很深，也可说明长拖究竟乱到何种程度。东北有储冬菜的习惯，主要是储土豆和大白菜，家家都挖菜窖，挖得周围都没地方了。还有就是用大缸腌酸菜。长拖厂很多职工都把大菜缸搬到厂区里，在工具分厂靠近西南角的墙根底下全是腌酸菜的大菜缸，上班时有些人往往忙着缸里的白菜，丢掉工作。为了整顿这件事，老牛召开了一次中层干部会，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给你们3天时间把菜缸搬走，如果3天后不搬走，我就带根铁棒，见一个砸一个。”这3天时间他真没去检查，实际上是有人帮他看着，向他汇报说，一些人还在犹豫，不知道牛振海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做。但大部分人都说，还是搬了吧，牛这个人说到做到。我和牛都住在一汽，每天坐一个班车去长拖上班。到了第四天，我们刚下车，牛振海就对我说：“老何，你先上去，我去看看菜缸。”然后，他就从车后备厢里拿出一根大铁条。他一去，办公室主任也跟去了。到工具分厂一看，还剩下两个菜缸，其他的都搬走了，而且有人正在把这两个菜缸往回搬。牛振海说：“既然你们都要搬走了，我就不砸了。”从那以后，“牛魔王”的绰号就传开了。

我在长拖干了两年，1979年被调到长春市当常务副市长，分管计委、财政局、劳动局和知青办。干了一年多，我还没摸透这个副市长究竟该怎么当，只是觉得副市长的工作头绪太多，所有事情都要管，比管一个企业难多了。

1980年底我被调到农机部当副部长。为什么到农机部呢？当时长拖作为一个大厂，在农机部挂上了号。大家都知道何光远用一两年时间就把长拖厂秩序理顺了，“何管理”的绰号也被长拖人叫出了名。我记得中组部和农机部都考察过我。中组部副部长曾志老大姐在考察时，她往对面一坐，就直着眼睛看着我，问：“光远，你多大了？”那种感觉就像是老奶奶问自己的小孙子一样，非常慈祥。她问了我几个问题，也没说什么。半年后调令就下来了，当时吉林省这边还不想让我走，王恩茂书记还找我谈过一次，他说：“没办法，虽然不舍得你走，但基层服从中央，你还是去吧。”分了就合，合了就分。

1982年，农机部和一机部合并。合并前，一机部部长是饶斌，农机部部长是杨立功。当时组织了一个领导小组，由“两部”、成套总局、仪表总局共四家组成。一机部代表是饶斌和杨铿。农机部代表是杨立功和我。成套总局代表是杨一木，现在90多岁了，身体很好，思维清楚。仪表总局代表是曹维廉，合并完后，曹就被派到香港当特派员。机构合并后，我们完成了机构设置，正在研究干部配备时，中央突然决定，调周建南到机械部任部长。周建南在一机部当过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也挨过批斗，曾在机械院当过院长，来之前是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周建南到机械部时，饶斌正在那里筹备。饶斌说：“我不能给你做嫁衣了，还是你来筹备吧。”周建南筹备后，饶斌就到中国汽车总公司任董事长。那时中汽总公司又恢复了，以前叫汽车局。我们合并以后就叫机械工业部，设立了一正四副：部长是周建南，顾问是杨立功，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是杨铿，另三个副部长就是王子仪、赵明生和我。

1986年，机械工业部跟兵器工业部合并。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已经退休了，由我主持工作，但没被任命。兵器工业部部长是邹家华。我们两家合并后组建机械委。合并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当时我和家华正好都在外地出差，不知道有合并一事。之前也没人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回来后就被通知去国务院开会，去了以后他们就告诉我们：“今天把你们两个叫到一起，向你们宣布一件事情，撤销机械工业部和兵器工业部，把你们两家组织在一起。今天找你们来，就是商量一下合并后叫什么名字好？”。大家纷纷出主意。叫机械工业部吧，不太合适；叫兵器工业部吧，更不合适。那么叫机电部呢？还是不太好，因为还有电子部呢。当时国家体改委贺光辉插了一句话，说：“老机械委已被撤销，不如就叫机械委吧。”大家认为，要让机械委实行行业统筹管理，纺织、船舶、机械都要管，但是要虚管不能实管。这个建议得到了认可，大家都说：“这个行，就叫机械委。”于是，机械委宣告成立，邹家华任主任、党组书记，我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8年，国家将机械委和电子部合并，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但是没多久，兵器工业总公司宣告成立，实行计划单列，由机械电子部实行行业管理。这就相当于脱离了机械委。电子部并入机械电子部后，他们的老部长们认为，既然兵器可以单列，搞了个兵器工业总公司，那么电子也要计划单列，搞个电子工业总公司。他们后来也搞成了，机电部副部长张学东过去当总经理，我是机电部部长，曾培炎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这样合了分，分了合，又折腾了一次。

1989年，电子工业部的元老给江泽民写信，提出了一个理论：“电子工业是朝阳工业，机械制造业是夕阳工业，这两家不能放在一起。”合并时考虑的是机电一体化，用电子和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这个思路是对的，但电子工业如果没有依托的主体，它自己就是虚的，它必须跟飞机、汽车、通讯等相结合，才能实现信息产业的优势。由于电子部的人不断写信，最后还是决定将这两部分开。《三国演义》里有一句话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后来我们自己也形成了一句话是，“话说机械工业部大事，分了就合，合了就分。”我们去掉了“久”字。有时合并的工作还没做完，干部分流没结束就又要分开了，这样变来变去，人才流动损失太大。我分析了一下，从1982年开始算起，机械部在部一级的分分合合就有八次。下边也有很多人说，这种随意性太大了，没有什么科学论证，造成了不少损失。但他们不愿意听，不愿意听我也这么讲。

自主创新要只争朝夕，2005年春我在花都论坛上就自主品牌问题与龙永图进行了争辩。当时龙永图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追求自主品牌这样一个观点，追求这个又有什么意思呢？只要这个企业是在中国注册，向中国纳税，在中国招工，这样的企业就是好企业。他说完后，大家都很愕然。我举手发言，说：我不赞成龙永图先生的观点，你刚才的说法跟你在大会上的主旨发言意思相违背，你强调要尊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什么？品牌是什么？我讲了没几句，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后来我又举手说：这是论坛，大家有不同的观点都可以探讨。我想缓和一下气氛。但是龙永图同志又来叫板，何部长，咱们之间的观点到底谁正确？我们年后见。他这样叫板，可能是惹恼了部分媒体。但是网上的炒作就太过分了，所以有一次我在清华大学时说：我不赞成这样的炒作。我觉得现在汽车自主品牌的情况相当不错。那次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一个点火的作用。对于自主品牌应该怎么看？怎么认识？要不要抓自主品牌？那场论战还是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那场论坛没多久，去年年初国家开科技大会，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自主创新的口号，这一下子就定了基调。后来有人说想找我谈，我也不想谈了，因为没词了。但要说出哪些企业的自主品牌做得比较好，我觉得很难比较。像奇瑞这样的企业一直都在做。现在我听说合资企业也在搞自主品牌，这也是一种探索。当然，企业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有的搞原始创新。有的把别人的技术买过来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利用它原来的品牌在世界各地打开市场。而上海的荣威和南汽的名爵也算是买来的，但买来的就有产权。尽管还有好多车型还不是企业自己开发，而是集成世界资源来做。但总的来说，大家现在都很重视自主创新这件事。自主创新还必须只争朝夕，不能坐在那里嗟叹，不能等资金积累、技术积累到什么程度，消化吸收到什么地步才去做，这样肯定不行，企业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 我比较欣赏韩国人的做法，它也是走引进、合资、消化、吸收这条路，但他们在合资时就说，我们的合资期限是10年，在这10年之内我们必须要学会这样学会那样，10年之后我们必须自己干。一开始他们就有这个决心，因此就下决心消化吸收，而且，他们在消化吸收这个过程中敢于投入。国内较为普遍的做法是，不断地引进新车型，并且花大钱引进，等这款车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时，便问还有什么车型，再引进一款吧。这样引进最省事，没有任何风险，还能迅速赚钱，却永远培养不出自己的核心技术。有些企业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各方面还过得去，但只能永远做别人的小兄弟。人家会不会把核心技术给你，这个问题说不准。你看现代进来以后，北京的汽车零部件基础几乎全部垮掉。在改革开放以前，北京的汽车零部件基础是全国最好的，长春都不如北京，一汽的很多部件都依靠北京提供。但现在，北京内燃机厂这个中国最大的内燃机厂，现在只生产一个凸轮轴；北齿也半死不活；原来给一汽配套的北京化油器，也早垮掉了。现在北京的零部件企业很大一部分都是现代从韩国带过来的。北京汽车工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在跟韩国现代进行第二轮合作谈判时，坚持要搞产品开发，坚持要建立合资的研发中心。徐和谊同志来找过我，跟我谈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一点你一定要咬住不放。”至于说是否能把核心技术拿过来，但至少我们可以培养人才，否则就只是拿过来，有什么用呢？我总感觉，中国汽车工业不能老拿人家现成的东西和技术来CKD，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技术开发能力，我一直是这个观点。所以当别人对我说，什么地方又建了一个合资企业时，我不会特别高兴，我会想，这个合资企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曾经跟李瑞环同志进行过探讨，我说：“天津夏利是没有合资的惟一一块净土了。”他说：“我赞成你的看法。”

●新型发电机护环在沈重诞生

4月初，沈重锻造厂安装的护环压机新主缸试生产出了国内首对30万千瓦“双18”护环，由此打破国外垄断此类产品的局面。护环一直是沈重的优势产品，十几年来生产的护环创下了亿元产值。但由于目前护环压机的核心部件——主缸已处于疲劳期，随时有停产的可能。沈重集团公司为扩大生产能力，提高产品档次，按照生产60万千瓦“双18”护环来重新设计，更换新主缸。护环压机新主缸的投产使用，将全面推进30万千瓦“双18”护环的批量生产和60万千瓦“双18”护环的试制进程。